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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8 07:56概括来说，东西方思维差异体现在如下8点：
1. 关注和感知的模式：东方人关注环境而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喜欢研究事件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很典型的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家分别让京都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观看了八张彩色的生机勃勃的水下虚光照，其画面上都有一条鱼或多条鱼处于“焦点”位置，比画面上其他的东西体积要大、颜色更鲜明、运动得更快。每个画面中还有运动较为缓慢的动物，有植物、岩石、水泡等等。这个画面持续了大约 20 秒。然后又放映了一遍。在第二次放映完之后，参与者们要回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有同样多的美国人和日本人都提到了处于焦点位置的鱼。但是 60%以上的日本人都提到了背景成分，包括水，岩石、水泡以及无生命的动植物。另外，日本的参与者的第一句话往往指的是环境（“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池塘”）。而美国参与者的第一句话有三倍的可能是指处于焦点位置的鱼（“那儿有一条大鱼，可能是鲑鱼，向左边游去了。”）
因此的结论是：东方人比西方人相对来说更关注背景。也就是说，西方人相对来说看不到一定背景中物体的变化，也看不到物体间关系的变化，而相应的我们也可以说西方人比东方人能够更快地捕捉到前景中物体的变换。
从另一面来说，中国人不愿意做手术是由于中国人对和谐与各种关系的看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健康有赖于身体各种力量的平衡以及身体各部位的关系。
而中国人倾向于研究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以体现在过去请看风水这样的习惯上。
2. 关于世界构成的基本假设：东方人看到的是物质，而西方人看到的是物体。
看一块儿木头，中国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单一物质组成的无隙的整体或者是几种物质水乳交融而构成的整体，希腊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微粒组成的物体。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世界本质的背景图式是物质的整体，而不是互不关联的物体的集合；而在希腊哲学中的背景图式里物体是孤立的。
对于世界构成的不同理解，贯穿了下述的许多表现。
3. 对环境的控制能力的认知：西方人比东方人更相信对环境的控制能力。
20世纪心理学家提出证据说经济和社会因素会影响感知习惯。赫尔曼·威特金提出「场依存」，指对一个物体的感知受到其所出现的背景或环境的影响程度。举例来说，人们从复杂背景中发现指定的简单图形时间越长，场依存程度越深。
有的人在工作中很少与他人相互密切协作，比如狩猎、采集，与这些人们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对场有更强的依赖性。传统的农民比生活在工业社会里的人们有着更强的场依存性。
中国作为东南亚文化的母体文化发源地，同样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农业中心之一，受到农业的影响较西方更深，在下一部分我会详细说明农业究竟是如何左右国家进程的。
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的认知，同样体现在了“对于生活的掌控感”上。社会心理学家艾伦·兰格把“控制的幻想”定义为对个人成功的期望超出客观可能性所能提供的保证。
如果生活是简单的，你只要机灵小心就会获得成功，那么生活就是可控制的。如果生活是复杂的，要接受命运变幻的裁判，那么生活就不太容易掌握。研究证明亚洲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充分的信心来把握自己，亚洲人不是努力来控制形势而是极力地要适应形势。
对于亚洲人来说，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的，从整体理解世界比片面地看世界要好理解得多，亚洲人更喜欢集体控制而不是个人控制。
对于西方人来说，世界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方，是由孤立的物体构成的，理解这些东西不用考虑它们的背景，西方人高度倾向于个人控制。
4. 对静止和变化的看法：西方人看到的是静止而东方人看到的是变化。
虽然公元前6世纪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表明世界是变化的，但是到了公元前 5 世纪，巴门尼德用几个很简单的步骤“证明”变化是不可能的，认为世界是静止的这一观点隆重登场，受到西方主流的认同。
而中国人的人生观是由三种哲学：道家、儒家以及后来的佛教融合塑造的。每一种哲学都强调和谐，大部分都反对抽象的思辨，比如道家的阴阳、《道德经》的福兮祸之所伏、或者著名的塞翁失马的典故，这个故事表现了东方人的人生态度，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且充满了矛盾。要理解事件的一种状态就要从该事件存在的对立面来把握，现在真实存在的可能会向其对立面转化。
对于变化与否的认知不同还表现在，美国人认为性格是相对固定的，而亚洲人认为性格是有可塑性的，这与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世界是静止的传统和东方长期以来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传统是相一致的。（比如凶手行凶的理由是个人性格还是环境使然。）
5. 解释事件的方式：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看到的是包括环境在内的更为广大的网络。
当被要求“谈谈自己”的时候，北美人们会给你谈他们的人格特点（友情，工作情况）职业类别（“老师”、“我在一家制造集成电路的公司工作“）喜爱的活动（我常常去野营）。美国人的自我描述不受环境影响。当调查人员指定一个背景的话美国人就不知道该怎们说了一一“我就是我。”
中国、日本、韩国的自我却对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我工作严肃认真”“我喜欢与朋友们开玩笑）。在描绘他们自己的时侯，亚洲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用其他社会角色做参照（我是约翰的朋友）。而美国人就比较少。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有两倍于美国人的日本人在自我描绘的时候会参照他人“我与姐姐一起做晚饭”）。
另一个表现是，中国人倾向于把行为归因于背景，而美国人则把同样的行为归因于做事的人。美国人认为足球赛的结果主要归因于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新手辛普森带领着队员们进了 11 个球，但是球队获胜的关键在于防守。”“我们得到了一位十分优秀的守门员，他是去年决赛的最佳防守球员……”而香港的运动员和教练的归属往往是指其他队的队员和背景：“我们很幸运地在终场时以一分的优势获胜，我对战胜他们一直都充满信心。我猜想南华队在大陆踢完四边锦标赛后有点儿累了。”
6. 组织世界的习惯：西方人喜欢归类而东方人更强调各种关系。
关于这一点的理解同样可以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看待：“猴子、奶牛、香蕉”三者中哪两个是可以分为一类的？”东方人往往会把猴子和香蕉分为一类，而西方人往往将猴子和奶牛分为一类。
实际上，归类出「都是动物」的这一过程，就是在抽象出「属性」。希腊语本身就使人们要着眼于属性，并把这些属性转变成抽象的概念。就如在其他印-欧语系中一样，每一个形容词在后面加上一个相当于英语的”ness’ 的后缀都可以变成名词：White（白色的）变成了whiteness（白色），kind（和蔼的）变成了kindness（和蔼）。
7. 辩证法的运用：东方人在遇到对抗时喜欢中庸之道，而西方人更喜欢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有一种说法，希腊人发明了辩论，而中国人发明了辩证。希腊开放的社会以及多国邦的结构助长了人与人的辩论可能，而「逻辑」就在辩论时为了说服对方的过程里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发明的「三段论」就是对于逻辑的一次总结归纳。
辩证思维某种意义上是逻辑思维的反面。辩证思维不是寻求脱离背景而是在适当的背景下看待事物：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总是包含在有意义的整体当中，在这个整体当中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不断地重组。孤立地思考一个物体或事件，把抽象的规则运用到这些物体或事件当中，就会走极端，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庸之道才是其论证的目标。
8. 对形式逻辑规则的运用：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喜欢用逻辑规律来理解事件。
比如，面对冲突的时候，东西方协商的方法并不相同，西方人通过辩论来解决问题，而东方人则更倾向于避免冲突的产生。这同样也反映在了现代法律的制定上，因为辩论的传统与法律和科学方面的修辞风格是一致的。
亚洲的法律中也没有具有挑战性的修辞学形式，在亚洲法律不像在西方那样主要由对立双方的争辩构成。比较典型的是，争论双方把他们的情况诉诸中间人。中间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公平而是通过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减少对立双方的仇恨。他们根本不会根据普遍的原则找到一种法定冲突的解决办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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